2011年是必須仔細關注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遺症”反複發作，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世界及地區秩序新舊交替錯綜複雜、艱難曲折，國際形勢驚心動魄。
其一，發達國家經濟困局嚴重拖累世界經濟複蘇。歐美深陷“三高”（高債務、高成本、高失業）與“三低”（低增長、低儲蓄、低消費）困境，特别是歐洲難以自拔。金融危機向債務危機發散，歐美主權債務危機同時發作，亟待緊縮财政與削減福利，但遭到民意抵制與黨争掣肘，緻使危機持續發酵、增長乏力。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預測2011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僅增長1.6%，而日本因受巨震沖擊負增長0.5%。美歐為轉嫁危機推行量化寬松與保護主義，加劇國際金融與大宗商品市場動蕩，加大新興經濟體外部壓力。慶幸的是發展中國家靠擴大内需與“南南”貿易，有望實現6.4%的較快增長，讓全球經濟免于“二次探底”，預計全年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分别增長4%和5.8%。
其二，政治社會風潮疊起凸顯傳統治理模式失靈。金融危機向社會政治領域擴散，引發大範圍抗争潮，兩大“重災區”動蕩紛呈。
在中東北非，其單一經濟結構備受沖擊，社會問題積弊凸顯，加上西方勢力的影響和插手，引爆阿拉伯國家連鎖動蕩，突尼斯、埃及、也門改朝換代，利比亞血雨腥風，卡紮菲被處決，叙利亞危局仍在。
在歐美，英國百年老報竊聽醜聞東窗事發，挪威極端分子制造血案觸目驚心，倫敦發生大規模騷亂，“占領華爾街”運動蔓延美國，西方誠信缺失、族群矛盾、金融壟斷、金權政治、貧富分化等制度困境凸顯，資本主義“民主”的片面性與陰暗面曝光，其“絕對自由”價值觀的扭曲性與危害性的一面集中顯現出來。
在兩大“重災區”之中，三個特殊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分别是青年失業群體絕望情緒滋長，經濟困境導緻社會容忍度下降，社交網絡推波助瀾。
其三，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兩大集群“競合”博弈，構成大國關系“主線”。雙方經濟表現反差巨大，加劇彼此力量對比消長，發達國家更多借債，有的被迫削減軍費。新興大國财力相對上升。兩大集群“競合”博弈聚焦三大議題：
一是中東北非變局。美歐濫用安理會決議，強推“保護責任”與“人權高于主權”，軍事介入利比亞内戰。“金磚國家”堅持維護主權與不幹涉内政，中俄聯手否決美歐制裁叙利亞的議案。二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新總裁人選與“增資擴股”。西方堅持把持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總裁職位，反對向新興大國增資擴股，“金磚國家”攜手擴大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三是應對氣候變化。由新興大國組成的“基礎四國”堅持“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承擔量化溫室氣體減排責任。世界力量對比“南升北降”導緻國際體系主導權面臨重組，發達國家雖總體占優，但新興大國作用已呈上升态勢。
其四，五大安全挑戰并發惡化國際安全環境。
一是中東北非“裂變效應”複雜。北約武力“倒卡”再露西方強權政治之習，美國幕後指揮、借助盟友與利用内應的“新幹涉模式”成型。中東秩序出現新的變化，親美勢力、極端勢力都有變化，以色列的處境更為複雜，土耳其的影響增大。利比亞卡紮菲政權主動“棄核”反遭西方強權剿滅，這一現實使得伊朗核問題愈發難解。中東持續動蕩又對全球能源市場造成沖擊。
二是日本“3·11”大地震海嘯核洩漏影響深遠。全球産業鍊被波及，核能風險被關注，多國決定或醞釀“棄核”，使國際能源供應格局面臨新的選擇和調整。
三是反恐進入“後拉丹時代”。美國“戰略東移”與财政吃緊，加之“基地”組織首領拉丹與奧拉基相繼斃命，緻使反恐對美國而言不再優先。而南亞與也門成為恐襲“重災區”，歐美恐情“本土化”加重。
四是國際軍事競争高位運行。多方加大尖端軍事裝備研發投入。美國加緊推進“全球即時打擊系統”，廣泛運用無人機，策劃“空海一體戰”，強化軍力霸權。俄羅斯着力提升海基核威懾戰力。美俄圍繞歐洲反導問題“鬥法”。印度大量采購先進軍備。
五是網絡空間角逐升溫。美國發布網空《國際戰略》《行動戰略》，将其視為“行動領域”，強化攻防體系，極力主導規則制定權。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在努力争取信息安全國際話語權。
其五，亞太地緣戰略博弈複雜激烈。世界地緣格局“東升西降”與“亞洲崛起”助推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主要大國趁勢聚焦亞太，美國力推亞太新戰略。在外界看來，亞太格局複雜多變、牽動各方。
（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