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和實力”是指以和平的方式使用實力。不同的實力運用方式構成了不同的外交标志，别國可以通過這些标志來預判中國未來的行為。“和實力”與“和平牌”應當配合使用，這樣中國外交才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平牌”與“和實力”應當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關系，即在沒有“和實力”為後盾的情況下打“和平牌”，其效果為零。
中國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崛起意味着中國與其他大國相對實力正在發生迅速變動，國際社會相當關心中國會怎麼運用自己日益強大的實力。在這方面，中國近年來對實力的使用也體現出我們一貫堅持的和平原則、和平取向，可以說，中國外交運用的是“和實力”。強調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是中國政府在向國際社會打“和平牌”，而這張牌的效果如何，既取決于對方如何解讀這張牌，也取決于我們如何用“和實力”去配合“和平牌”。
戰争的教訓與實力的意義
20世紀的中國既多災多難，也昂揚向上。我們既面臨過亡國滅種的危機，也迎來了曆史的轉折。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但從不忘記戰争。毛主席說：“以鬥争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是鬥争還是妥協，這既是個主觀意願的問題，也是個客觀實力的問題。在客觀實力方面，20世紀的中國的确既教訓慘痛也獲益良多。
20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教訓最慘痛的世紀，因為在這個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億萬生命、億萬财産因這兩次世界大戰而灰飛煙滅。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我們的記憶和教訓尤為深刻。如果從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算起，中國可謂是最早卷入二戰的國家，中國戰場随後也成為二戰的主戰場之一。中國人民以犧牲2000多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換來了戰争的勝利，貢獻雖然重大，但代價不可謂不慘重。
中日隔海相望，日本要想侵略中國就得跨海而來，因此地理上的阻隔本應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障礙之一，正如德國難以入侵英國一樣。但曆史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在于中國當時國力孱弱，無法阻擋日本的進攻。正如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寫的那樣，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一個大而弱的中國如何戰勝小而強的日本是當時前者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毛澤東主張的對日持久戰實質上是要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但這一戰略要求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上的犧牲，要求中國人民不怕自己的家園長時期被敵人蹂躏，這其實是一個無法禦敵于國門之外的弱國的無奈選擇（雖然也是既定條件下的最佳選擇）。設若當時的中國有蘇美英等大國那樣的軍事實力，特别是海軍實力，中日戰争一定是另一幅景象。
然而在冷戰時代，常規力量隻能确保初級生存權，最終生存權的獲得還得靠核武器。這就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初甯願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導彈核武器的原因。但中國開發核武器隻是為了自衛，并不是為了争霸，因此中國政府曆來堅持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向無核國家和無核區使用核武器的原則，根據最低限度核威懾原則來設定自己的核武庫，同時積極參加國際軍控和裁軍進程，先後簽署了包括《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在内的多項國際條約，彰顯了中國核實力的和平本質。
1972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恢複聯合國席位，因此它隻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而存在，尚未得到國際承認。為了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從1949年起就開始了艱苦的外交努力，其中很大程度上我們在做第三世界的工作。為此，中國投入大量資源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運動，赢得了相當數量國家的高度贊譽，打開了新中國外交的局面。我們總是感歎，中國是被第三世界國家擡進聯合國的，殊不知人家願意為你擡轎子是因為你此前長期的努力與付出。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這三十年中國主要解決的是國際生存與國際承認的問題。沒有這三十年的成就為基礎，就沒有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就生存——承認——發展這個序列而言，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其實是一個整體。将兩個三十年連接起來的就是中國對綜合國力的不懈追求。
實力與下文所述的“和平牌”與“和實力”密切相關。沒有實力，中國打和平牌就是打妥協牌，打投降牌；沒有實力，所謂“和實力”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管是“和平牌”還是“和實力”，和平都是一種主觀意圖，能讓這種意圖更堅實的是一國的實力。
作為外交信号的“和平牌”
從信号的接受對象來看，“和平牌”大緻可分為通用信号和專用信号兩類。通用信号就是指這類外交信号是面向全世界的，沒有特定的接受對象，信号攜帶的通常是一般性和原則性信息。《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亞洲安全觀的提出，以及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就中國外交原則問題的講話、文章都屬于通用信号。
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亞信上海峰會上提出并全面闡述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強調中國将同各方一道，推動在亞信基礎上探讨建立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赢的亞洲安全之路。
2015年5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銘記曆史，開創未來》署名文章，論述了二戰的慘痛教訓對當前維護世界和平的意義。他在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告訴人們，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黩武、強權獨霸不是人類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類發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戰争，合作而不是對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類社會和平、進步、發展的永恒主題。今天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朝和平與發展目标邁進，更應該努力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
專用信号是指這類外交信号是面向特定對象國針對特定問題發出的特定信息。中國提出的解決南海争端的“雙軌思路”，中國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概念，中俄發布的關于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系的聯合聲明，都屬于專用信号。
2014年8月初，中國外長王毅在出席中國-東盟外長會議後提出了解決南海争端的“雙軌思路”，即有關具體争議由直接當事國在尊重曆史事實和國際法基礎上，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和平穩定由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加以維護。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我們希望“雙軌思路”就像高鐵的兩條軌道，齊頭并進，相互融通，相互促進，共同将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2012年2月和2013年6月，習近平在兩次訪美期間分别提出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方認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内涵有三點，即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從中方的角度來說，我們希望中美之間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打破曆史上崛起國必須通過戰争崛起的曆史魔咒，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2015年5月8日，中俄共同發布了《關于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倡導合作共赢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列出了多項兩國為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而需要共同堅持的原則與具體的措施，并指出：“雙方視繼續深化雙邊關系為本國外交優先方向，将在2001年7月16日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雙方達成的戰略共識基礎上，不斷鞏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在維護各自主權、領土完整、安全，防止外來幹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保持曆史、文化、道德價值觀等核心關切上鞏固相互支持和協助。”
一般來說，我們更應關注專用信号而不是通用信号的效用排序問題，因為通用信号面向國際社會的全體成員，所傳遞的是一般性和原則性信息，宣傳性更強。如果信号攜帶的信息不具有方向性變化，比如從強調“戰争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那麼通用信号受重視的程度較低。而專用信号則不然，它傳遞的是針對特定國家和具體問題的政策信息，這些國家必須對專用信号予以高度重視。如果發出一個事關和平的專用信号，那麼我們心裡要明白，這個信号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或者說，它在澄清我方立場的同時，能夠起到團結朋友、孤立對手、穩定中間派的效用就足夠了，如果能擴大朋友圈則效果更佳。
作為外交标志的“和實力”
所謂“和實力”是指以和平的方式使用實力。一國的實力可分為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文化軟實力，這些實力類别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使用，從而構成不同類型的“和實力”。
在政治“和實力”方面，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多次運用投票權來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維護世界和平。比如，從2011年到2012年，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三次否決關于叙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在第二次投否決票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指出，安理會在叙利亞問題上的行動，應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有助于緩解緊張局勢，有助于推動政治對話，化解分歧，有助于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不應使問題複雜化。中國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片面向叙利亞政府施壓，預判對話的結果，或強加任何解決方案都無助于叙利亞問題的解決，反而可能導緻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在經濟“和實力”方面，中國提出了包容性增長概念，讓中國的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周邊乃至世界各國。習近平主席對此曾幽默地說：“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行，我們都歡迎。”此後，中國又提出了“一帶一路”對外經濟合作倡議。這倡議就是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旗幟，秉持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内容，與沿線各國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在軍事“和實力”方面，中國派兵出國維和、救災、撤僑、反恐、反海盜、人道主義救援等行動就是屬于軍事實力的和平使用。比如，中國現在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海軍已經派出17批護航編隊參加亞丁灣國際反海盜護航行動；中國在也門撤僑行動中不僅撤出了中國僑民，而且還順帶撤出了大量外國僑民，赢得相關國家的高度贊譽。不過，武裝力量由于其暴力本質，非和平使用方式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在涉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護人民生命财産安全等情況下，軍事實力就必須非和平使用。
在文化“和實力”方面，中國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與一些國家合辦“中國文化年”，派文藝團體出國演出等都是在展示我們的文化“和實力”。文化“和實力”與文化軟實力基本一緻，兩者都是試圖充分利用中國文化當中“和”的一面來樹立當代中國的和平形象。
不同的實力運用方式構成了不同的外交标志，别國可以通過這些标志來預判中國未來的行為。當中國就某一地區熱點問題在安理會投否決票時，其他國家就會據此分析中國未來在類似問題上的投票傾向性。當中國在巴基斯坦投巨資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時，其他國家就會據此判斷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真誠度。當中國派遣作戰部隊參加維和行動時，其他國家就會據此研究中國維和政策的變化方向。
“和實力”與“和平牌”的配合使用
信号與标志應當配合使用，在本文中就是“和實力”與“和平牌”應當配合使用，這樣中國外交才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們常說“聽其言，觀其行”。這裡的言就像信号，而行就像标志。你說的話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你的行動所構成的标志，即行勝于言。當言行一緻時，行為可以增強話語的力量；當言行不一緻時，行為的意義要大于話語，即标志的作用要大于信号。比如，當安倍政府一方面發出希望中日友好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參拜靖國神社時，我們當然更看重後一行為的标志性意義。總之，“和平牌”與“和實力”應當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關系，即在沒有“和實力”為後盾的情況下打“和平牌”，其效果為零。
這裡的難點是如何平衡軍事實力的和平使用與非和平使用，如何使軍事實力的非和平使用不至于破壞中國的“和平牌”效果。在這方面，我認為需要“兩個底線思維”。一方面，我們要堅持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底線思維，在涉及領土、主權和統一問題上要适時動用武力；另一方面，我們堅持武力是最後手段的底線思維，并創造性地以非暴力或低暴力方式使用軍事實力。比如，中越曾在西沙附近圍繞中方981勘探船展開海上鬥争。我方采取軍艦外圍監視、執法船合理沖擊越船的行動策略，既堅持了不在南海打第一槍的底線原則，又取得很好的鬥争效果。
我們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動來配合“和平牌”這一信号，假以時日，“和平牌”x“和實力”必能取得豐碩的成果，其前景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主任）